PP电子官网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36篇。从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报告》和《慕尼黑安全指数2024》，可以读出欧洲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有一条鸿沟。

　　一年一度的国际安全议题重要交流平台“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于当地时间2月16日揭幕，持续3天。今年的会议又恰逢慕尼黑安全会议自创建以来的第60届，虽说欧洲文化中不存在“甲子”一说，但是整数年份也具有格外的象征意义。慕尼黑安全会议始终强调自己是一个由“私营机构”、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会议，但是其官方色彩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会议从2009年以来的主席沃尔夫冈•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和克里斯托弗•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都具有德国资深外交官的背景就能看得出来。

　　不过，举办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德国和所谓非政府背景，就如同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一样，具有独特的沟通优势。首先，德国虽属西方阵营，但在冷战期间就开始以“新东方政策”为名与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接触，德国的统一也得益于冷战落幕，所以德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相对较弱，长期被认为是信誉较高的国际中间人。

　　其次，德国因为纳粹罪行的历史包袱，形成了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克制文化”，不再追求霸权和强权的角色，言必称“欧洲”而非“德国”，也使德国成为众多国家都能接受的交流平台。

　　第三，从2015年以来，慕安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话语塑造力，每年都在会议开始前发布《慕尼黑安全报告》，为当年的会议讨论定下基调，报告的主题词常常成为不胫而走的国际形势流行语，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2020年报告的主题词“西方缺失”（Westlessness）、2022年的“摆脱无助”（Unlearning Helplessness）等。这些主题词充分利用了慕安会的非政府特点，尽可能淡化西方阵营的政治色彩，广泛涵盖国际政治的多个行为体，从而形成了某种类似学术探讨和观点交流的“清谈馆”风格。

　　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标题是《双输？》（Lose-Lose?）。这当然是一个对既有术语“双赢”（Win-Win）的戏拟。不过，正如“双赢”在修辞上蕴含了“共赢”之意，“双输”实际也意味着国际政治参与者的“全输”而“没有赢家”。《报告》是如此引入这个主题词的：

　　“在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经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政府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绝对利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获得的利益少于其他国家。将相对收益放在首位很可能会导致双输的态势，危及合作并破坏秩序——这种秩序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仍能帮助扩大众所周知的蛋糕，造福于所有人。”[1]

　　《报告》把冷战结束后的时期称为“成功的故事”，人们考虑的不再是战争，而是多边合作和发展，“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全球繁荣的‘蛋糕’大幅增大”。但是，自从俄乌冲突爆发、德国总理朔尔茨认为国际秩序进入“时代转折”（Zeitenwende）以来，世界的形势就走向了相反的发展方向：

　　“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共同体、强大的专制国家以及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行动者对他们所认为的国际秩序绝对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感到不满。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秩序从未兑现其为所有人的利益增大蛋糕的承诺。”[2]

　　这其中耐人寻味的信息是，《报告》并没有把国际秩序的转变归结于某个或者某一类行为者造成的失衡，而是所有参与者的诉求因为势易时移而发生变化的结果。不得不说，《报告》单凭这一观点，就在客观性、宏观性和解释力的意义上胜过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观点。前者在2022年10月称，拜登政府之所以要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回应的第一挑战就是中国，连气候变化也只得退居第二位；[3]后者在2023年3月所作的关于中欧关系演说中提出，因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所以欧洲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4]美欧官方的上述观点，恰恰印证了《报告》的判断：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己的成功定义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功，一种相对收益思维、繁荣损失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展开。由此产生的双输态势已经在许多政策领域展开，并席卷各个地区。”[5]

　　除了传统的安全领域，经济安全也是广义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在经济领域，报告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满和“经济胁迫”行为的出现，导致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萌芽：“我们且称之为‘安全化的全球化’（securitized globalization）”。[6]而技术，也已经从“全球繁荣的驱动力变成了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手段”。[7]在这两个重要部分的分析中，报告又回到了维护西方主导秩序的惯性思维，将中国视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和挑战者，无视中国对其他国家采取的经济和贸易反制措施完全是自身核心利益受损之后的被动式反应，尤其在论及“各国正在降低半导体供应链的风险并将其武器化”的过程中，完全无视中国目前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下游和受限制方PP电子。

　　因而，《报告》的根本观点也是要“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改革”（to … reform the existing order），[8]但是这一改革应该由一个设定的主角来领导，即美国和欧洲这一对跨大西洋伙伴及其“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家”（politically like-minded states），《报告》最终的落脚点落在这个理想的主角如何在新的综合安全形势中寻找平衡和确保相对的最大利益和竞争优势。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必须投资于防御和威慑，同时把追求互利有选择性地限于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国家范围之内”，[9]但又不能在“双输”的普遍预设下，担心自己的蛋糕被有限的志同道合者分走，否则可能会失去本就有限的志同道合者。

　　《报告》认为，在这场对于未来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中，“理想”的主导者——我们不妨简称之为“美欧”——仅凭自己的力量仍旧不够，需要伙伴或支持者，而这首先是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最重要的是，修改路线不能影响跨大西洋努力与全球南部国家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共同改革现有秩序，使其有利于更广泛的全球支持者。”[10]

　　新者有三：一在于《报告》终于做到了能够从多方行为者的视角看待当前的国际安全局势，不再认为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仅仅受到了新兴力量的挑战；二在于《报告》说出了美欧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虽然这一点更多是欧洲面对美国国内因素的高度不确定性而表达的愿景；三在于《报告》认识到美欧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主导未来的国际秩序，因而需要争取和拉拢“全球南方”。

　　老调门则有二：一者，《报告》虽然一再否认PP电子，但是其悲观基调仍旧出自阵营对抗的类冷战逻辑，只不过将对抗的阵营进行了内涵的微调；二者不外乎对于中国发展目标的臆测，断定中国试图建立一个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等差国际秩序（冯德莱恩语[11]），就差使用“复辟朝贡体系”之类令人瞠目的表述了——如果作者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能够覆盖这一术语的话。

　　作为国际观察者，我更感兴趣的是与《报告》同时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指数2024》中欧洲大陆的G7成员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受访者主观感受所反映的安全问题排序——《慕尼黑安全指数2024》用的是“风险热图”（risk heatmap）的说法。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德国（78分）、法国（70分）在2023年视俄罗斯为第一大安全威胁，其中德国的78分为G7国家最高值；意大利人把俄罗斯的威胁排在第六位（67分）。[12]2024年，俄罗斯仅在德国人感受到的威胁中排名第七（67分），在法国排名第六（66分）PP电子，在意大利排名第12（58分）。[13]

　　也就是说，欧洲大陆的三个G7成员国普遍认为来自俄罗斯的安全风险下降，而且作为南欧国家的意大利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感受更为模糊。

　　而让美欧“如鲠在喉”的中国呢？2023年，德国人把中国风险排在第12位（63分），法国人视中国为第22大风险（53分），意大利人把中国风险列为第21位（50分）。2024年，德国人把中国风险排在第17位（57分），法国人视中国为第19大风险（54分），意大利人把中国风险列为第19位（50分）。

　　也就是说，尽管德国有一批政治精英竭力鼓吹“”、经济上必须采取对华“去风险化”，但是实际上越来越少的德国人视中国为风险，而且德国人的涉华安全观点与传统上对华相对中性的法国、意大利逐渐接近。

　　那么，2024年的《慕尼黑安全指数2024》中，德法意三国民众更看重何种安全问题？答案可能会令人吃惊。在德国人看来，前五大安全问题分别是“由战争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极端”、“对本国的网络攻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和“自然栖息地受到摧毁”；法国人主要担心“极端”、“由战争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森林火灾”和“种族主义及其他歧视”等问题；意大利人认为“极端天气和森林火灾”、“气候变化”、“自然栖息地受到摧毁”、“极端”和“由战争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构成主要风险。基本可以认为，欧洲主要国家民众的安全观或者风险观趋同。

　　在我看来，《慕尼黑安全指数2024》此处透露的信息才是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最为核心、最为精彩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欧洲的政治精英热衷于设计国际大战略、进行阵营和胜负推演的同时，欧洲主要国家民众的风险感知却走向了与精英意愿相反的方向。民众所认知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的安全观，而是与各个国家、各个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息息相关：移民、、犯罪、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而且，诸如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等问题与其说需要在传统安全问题框架内“以邻为壑”式解决，不如说需要跨国的、国际的合作与协调。

　　所以，我在研读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同时，读出了欧洲政治精英与民众之间不可以道里计的距离。难道慕尼黑安全会议不是更应该回答和关注欧洲民众所关心的安全问题吗？或者说欧洲的政治精英有信心引领民众纵横天下，而后者的安全关切也就迎刃而解？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留待欧洲的政治精英和民众自己解答。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